1.《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首领最后分别是什么结果?
2.谁曾预言于谦最后的结局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首领最后分别是什么结果?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的社会根源，这部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思想。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谁曾预言于谦最后的结局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络上观看了《大明风华》这部电视剧。明朝大臣于谦的形象走进我的视野，在脑海中久久萦绕。于是，我又读了《大明王朝1449》这部历史，查阅了部分研究于谦的历史资料，将他的诗词作品全部拜读了一遍。
自此，对于于谦的认知就不仅仅是一首《石灰吟》，不仅仅是一位清官。于谦的形象如同一尊金像，在心灵的天空中冉冉升腾，光芒四射。他的正直忠勇、盖世才华和无暇的品格仿佛一道道金光，穿过560年苍茫的历史，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然而，这位在明王朝“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的千古名臣，最终却未得善终，下狱被杀。唏嘘之余，细思甚痛！
一、于谦为什么是千古名臣
在中国历史上，能建立功勋、流芳百世的大臣有之，但兼具文才武略、品德高尚的大臣却不多。于谦就是其中之一。
于谦被后世称为“救时宰相”，指挥了著名的“北京保卫战”，挽救明王朝于危难之时，为明朝的存亡建立了不世之功。是一位与岳父齐名的民族英雄。
于谦一生劳碌奔波，担任地方巡抚十八、九年。在调任兵部侍郎的第二年，蒙古兵南下进犯明朝疆域。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全军覆没，做了阶下囚。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挟明朝朝廷投降。一时“京师震恐，人心惶惶”。有人提议南逃，有人提议投降。在国无主君、帅无强将精兵的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说服皇太后，拥立朱祁玉为新帝，挫败敌人阴谋，又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于谦亲自指挥，布兵九门外，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死伤惨重，不得已退兵。
于谦是一位有建树的军事家。主张兵贵在精，将贵谋勇，用兵贵在临机应变，提倡“将士相习”，“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所创团营之制，对明朝军队制度影响很大。
于谦还是一位品行端正的政治家。性格刚毅，公正严明，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于谦巡抚江西、山西、河南各地期间，平冤案，惩贪官，治权贵，尽职尽责，施政有方，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也为积蓄了一定的财力，政绩斐然，声誉远扬。明代宗执政的八年时间里，于谦深得皇帝信任，除弊革新，执法严明，行事政令皆以社稷为重。是国家的肱股之臣。
上述这些，在电视剧和历史里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表现。
于谦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思想家。在他的诗词文章中，体现出““重名节、轻功名”，“重成仁、轻杀身”，“重社稷，轻君王”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于谦所处的明王朝具有先进性，在今天也应该成为官员、国企领导遵行的职业道德标准。
于谦做官三十余年，从纪检员做到国防部部长，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但他始终兢兢业业，公正廉洁，忧国忘家，以国家为重。在明王朝处于危难之时，拥立新君以保社稷，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宁犯难而存国，制群奸于股掌，可发不发，宁危身以安君，完万事于一死”。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为言行一致的表率。
于谦也是一代伟大的诗人。“文有奇气，而主于理，诗词清逸流丽，人争诵之”。诗中表达的归隐情怀与慷慨悲凉的风貌，影响了当时的诗坛风气。
他的诗文因冤案流失许多，现存有诗词420多篇。诗句清新脱俗，隽永朴实，咏物寄情。词风慷慨悲凉，直叙情怀，反映民间疾苦，表达自己报效国家的志向和“重名节，轻功名”的思想。他的诗作《石灰吟》《咏煤炭》是传世名作，许多诗句成为千古名句。如“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
于谦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是成语典故“两袖清风”的主人公。他一生为官清廉，悯恤百姓。他的诗作《悯农》《荒村》等，描述了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与悲苦，反映出他的爱民思想。关于他清正廉洁的故事，相传颇多。
明英宗执政时，重用太监 王振 。王振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大臣官员都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还写诗《 入京 》以明志：“绢帕蘑菇及 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生活简朴，从不居功自傲。对明代宗赐给他的府第、蟒袍，玺书等，坚辞不受。至蒙冤被抄家时，家无余财，只有正屋紧锁，明代宗所赏赐的玺书、袍服和剑器，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于正堂。抄家的锦衣卫都深受感动。
据史料记载及历代史学家的考证，于谦的品德几乎无可挑剔。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于谦出于书香门第，家风淳厚。在朝忠心报国，对待家人亦情深意重。
他的《忆老婢》表现出对家中下人平等对待的人文情怀。而《寄内》则表达出夫妻恩爱，以及对妻子辛勤持家，自己财力菲薄、长年在外、难以顾家的愧疚之情。在他50岁时，妻子亡故，从此未再娶妻。于谦现存诗中有十一首悼念妻子的七言诗。诗中写道：“灯昏罗幔通宵雨，花谢雕栏蓦地风”“寂寞青灯形对影，萧疏白发泪沾巾”“魂断九泉招不得，客边一日几染衣”“空于纸上看遗墨，无复灯前睹笑颜。”“肠断不堪回首处，两行清泪万重山。”? 思念之情绵绵不绝，断肠之痛令人心碎。
二、谁曾预言于谦最后的结局
在《大明风华》剧中，明宣宗朱瞻基临终之前与于谦有一段对话：
明宣宗：于谦，你尽心尽力伺候我祖孙三代，我没有提拔你，你没有怨恨我吧？
于谦：俗话说，红衣官袍是百姓血染，我穿蓝，图个干净。
明宣宗：你心气太高，心思太重，你爱的不是朱家，是天下。若让你身居高位，最终将不得好死。这话是爷爷说的，他让我讲给你听。
历史上的朱棣、朱瞻基是否说过这些话，未为可知。但是，这些话不幸言中了于谦生命的结局。
招致杀身之祸的首要原因，是于谦“重社禝，轻君王”，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权者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凡人都有私心。越是身居高位，这样的私心越具有隐蔽性和杀伤力。即便是集家国于一身的皇帝也免不了。如果下属的想法与其不一致时，轻者受责罚，重者招杀身。更何况，于谦性格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犯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拥立新帝，动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奶酪。在一个权大于法、权力无人约束的环境中，一个平庸的当权者自然选择杀死他。
其二，源于于谦为官公正、执政严明、不畏权贵，“重名节，轻功名”，得罪了利益集团，招致同僚的嫉恨。
于谦“轻功名”，不接受皇帝赏赐、提拔，为官清廉无私，不代表他的下属、同僚有同样的境界。一些官员认为，跟着他、支持他既得不到额外之财，又得不到意想不到的提拔和照顾，自然就怨气冲天。有的权贵欺榨百姓，于谦坚决惩治。有的官员慵政懒政，欺上瞒下，于谦坚决依规上报惩治。因此，他得罪了一些权力人物，也不受那些私心重的官员待见。当徐有贞之流以一个“意欲所为”理由弹劾他、致他于死地的时候，那些朝中的文武官员无人替他说话，只有基层的官员百姓私下为他喊冤。
其三，于谦“重成仁、轻杀身”，讲“仁义”、求"报国”，不考虑个人得失，不懂官场上的“厚黑”政治学。
国难当头拥立新帝，治国理政惩恶罚奸。于谦只知道秉公办事，两袖清风，从来不计个人得失，更不会以权力金钱为纽带，建立自己的“人脉圈”。其结果受益的是朝廷和基层的干部百姓，得罪了高层的达官贵人。他力挽狂澜、殚精竭力保卫了国家，以仁义礼信力劝明代宗迎回了朱祁镇，却在悲怆苍凉中被弃杀于北京城闹市中。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17岁时写下的这首诗，是他品格的写照，也是他的人生最早的预言。
三、于谦为什么能建立功勋？
当时的明王朝朝败，贪污成风，官场上官官相护。以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清正廉洁的作风能步步高升，建功立业是不容易的。其中有主观因素，更多的是客观因素。
有两句励志的话很适合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于谦天资聪颖，少年有志，八岁对奇联，17岁做《石灰吟》，气度非凡。他一生勤奋好学，平时居家，手不释卷。“诸子百氏之书，涉猎无遗”。在《观书》中他用“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来形容对读书的热爱。
天赋异禀、才思敏捷，加之后天努力，使其“负颖异之才，蓄经伦之识”，成为文才武略的“经世之才”。“咏诗皆顷刻而就，脍炙人口，尤长于奏疏，至今视以为准，当政务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挥笔如流，一切皆中事机，人服公明决，卒推为天下奇才焉”。
23岁他参加科举考试，因为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勉强入第。28岁时做为御史，随 明宣宗朱瞻基 平复朱高煦谋反，阵前数落朱高煦的罪行“正词崭崭，声色震厉”，由此得到宣宗重用，踏上成功之途。
如果，于谦不是才华横溢、才能卓著，那是得不到皇帝的关注和重用，也不会成为地方大员，直接受。以他的性格，在那样的官场环境中，想一级一级提拔上来，是难上加难。在基层干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先进工作者”。
客观因素是机遇和时势。
在干事创业的好年华里，于谦遇上了明宣宗朱瞻基。这是明朝历史上三位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宣宗在位十年，重用贤臣，修养生息，减免赋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于谦的思想和才干得到他的认可，提拔为巡抚，当然工作也得了支持。
明英宗即位初期，由宣宗时的顾命大臣 杨士奇 、 杨荣 、 杨溥 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当天都会得到批准和支持。于谦提出的许多政令才能得以施行，从而为地方、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
“三杨”去世后，太监 王振 专权，诬告于谦入狱，被判处。百姓联名上书，更有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请愿，周王、晋王等藩王也上奏皇上，于谦才被放了出来，继续做巡抚。
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于谦在官场上经常受到排挤打击，清廉行为也受到攻击。他当官便服一套，瘦马一匹，不摆排场。同僚却说他坏了官场规矩。因为不同流合污，于谦在官员圈里的朋友不多。他也不在乎，因为中央有人呵。
于谦的诗中经常流露出归隐的思想，一方面说明他看淡功名，注重气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感到官场环境无聊透顶，不做也罢。
其次，于谦刚升任兵部侍郎，国难当头。皇帝被俘，兵临城下，国家面临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朝中群龙无首，大臣们明哲保身，自危，就连朱祁玉都不敢做皇帝。只有于谦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将国家命运置于个人命运之上，调兵遣将，全盘布局，“保社禝于无虞”。他的忠勇之心和卓越才干也得到明代宗的认可，升任国防部长，总领全国军政大事。
明代宗非常信任于谦，许多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因此，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都怨恨他，不被明代宗信任的大臣也嫉妒他。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明代宗论功行赏。于谦认为所做的都是臣子的本分，坚辞不受。有人立刻弹劾他功劳不实。还有人说他太专权，不断收集他的黑材料，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但明代宗力排众议，继续重用他、支持他。他的许多治国策略才得实现。
时势造英雄。
于谦的生命结局虽然悲惨，但他的一生是成功的、璀璨的！他虽然只活了59岁，但他的品德、思想和功绩流芳千古。他人生的结局不是句号，是一串感叹号！
艺术的价值往往是由时间计量，前朝的历史是由后世书写，忠臣都是在死后被人缅怀和敬仰的。
